1987年4月，父亲刘贤亭告别工作岗位尚不满两年。一场毫无预兆的灾难，犹如晴天霹雳，骤然降临，击碎了全家团聚的温馨，也碾碎了父亲安享晚年的梦——他被确诊为左肺癌细胞转移。尽管迅速接受了治疗，但在与病魔顽强抗争三个月后，父亲还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告别仪式那天，武昌殡仪馆大厅两侧摆放着省委、省顾委、省政府等众单位及个人送来的花圈。前来送行的人群中，有拄着拐杖的老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有父亲生前各个时期的同事。最令人动容的，是一支摇着残疾人专用三轮车赶来的队伍——他们是因战负伤致残的荣誉军人。那一刻，我深切感受到，父亲不仅是我眼中高大伟岸的父亲，更是一位深受众人敬重的战友与同志。
父亲的一生，绝大部分时光都与“军”字紧密相连。因工作性质所限，我们全家总是聚少离多。自我记事起，与父亲一同生活的日子断断续续，加起来竟不足十年。然而，那如大山般深沉的父爱，始终是我生命中最坚实的依靠和成长的动力源泉。他面容严肃，而我却总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温情，这份刻骨铭心的感受，令我终生难忘。
长久以来，对父亲的思念总是萦绕心头，一个疑问也始终如影随形：父亲生前精力过人，身体一向良好，却丝毫没有征兆地患上晚期癌症？我反复思量，极尽繁琐，终于梳理出一些线索，以消除心头的疑惑。
1974年，父亲刚从三线工厂调回武汉，旋即被派往山西湖北运煤指挥部工作。彼时我在农村插队，一天突接家中电报，称父亲病重。我心急火燎地赶回武汉，看到的是骨瘦如柴、眼眶深陷、嘴唇发绀的父亲，内心的伤痛与自责如潮水般汹涌，所幸经治疗，父亲病情逐渐好转。时隔多年，相关病历已无从查找，只记得父亲和医院都曾提及，并认为是恶劣环境导致了肺部出现的病变。十多年后，我单位一位同事（当时是汽运公司货车司机，曾被派往山西运煤）证实了这点。他多次向我描述运煤场景：几个省的运煤车在狭窄崎岖的山路上缓慢蠕动，沿途煤尘遮天蔽日。父亲常亲临现场指挥调度、维持秩序，因此几个省的司机都认得这位来自湖北的指挥长（或许是对父亲的尊称）。于是我猜想，就是这段经历埋下了病魔的隐患？
我寻找到的另一条线月，父亲离休次年，省卫生部门特意为一批老干部安排了体检。事后我问及结果，父亲并未直接回答，只是抬手轻拍胸膛，低声自语“，就是他，就是它在作怪了。”回想这一幕，我隐隐预感父亲当时已察觉身体的异样。我急忙翻出存放父亲遗物的小木箱，找到了当年的保健手册。
我颤抖的双手翻阅着手册里的记录和单据，目光很快被一张X线照片的诊断书牢牢锁住。当那寥寥几行的诊断结果映入眼帘，仿佛一把尖刀刺进我的胸膛，顿觉痛彻心扉，瞬间崩塌了。天啊！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爸爸，我坚强而固执的爸爸，您为何不让儿子替您分担一丝痛苦？喉间凝噎着无声的悲鸣，那一刻，我心中翻涌的不是对昔日战火硝烟的怨怼，亦非向政府索求何种荣誉的念头，唯有那深嵌在父亲胸肺三十余载的罪恶弹片——它让父亲独自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而我身为儿子竟全然不知！悲哉，何等悲哉？
今年，恰逢父亲百岁诞辰，亦是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毋庸置疑，父亲是一名普通的老兵，与为中国解放事业捐躯的先烈相比，或许显得平凡；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楷模相较，亦非光芒万丈。但在我心中，他是毫无畏惧迎着敌人炮火前行的铁血战士，是坚定驰骋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鞠躬尽瘁的人民公仆。
因与父亲相聚的时光太少，我对他的过往所知甚少。我寻访健在的、曾与父亲共事的老者，收集军史记载，翻阅战友回忆录，细读父亲生前的信件与各类证件表格，试图努力勾勒出他工作与战斗的轨迹。
于是谨以此文，寄托我与家人及后代对老人家的深切缅怀，并分享给所有愿意了解他的各路朋友们。
父亲1925年9月，出生在湖北省原天门县黄潭区白龙寺小刘家台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早年投身革命，1931年冬，红军离开家乡，祖父在转移至天门风波湖时，遭叛徒出卖，不幸遇害。彼时，父亲年仅6岁，叔父刚满1岁，全靠祖母一人挑起生活重担，含辛茹苦的拉扯他们长大。
父亲正是经历了童年的苦难、祖父投身革命英勇献身，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早早地埋下继承先辈遗志的种子。1942年3月，成婚不久的父亲，怀着坚定的信念，毅然决然地告别了家人，自此踏上了一条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再也没能重返故乡的漫漫征程。
天门县渔薪区，是父亲投身革命的起始之地，而他参加革命的首位证明人，是胡恒山老前辈（原省政协副主席）。胡老前辈当时从事地下党工作，担任渔南工作队小队长，渔北区宣传委员以及游击队指导员等职务，而父亲则在渔薪特务大队。然而，我查阅了当年新四军五师在天京潜县的部署情况，却始终未能寻得特务大队的番号。
记得我小时候，父亲曾提及过当年他们惩治顽固不化、死心塌地与老百姓为敌的伪保长和汉奸的手段，“老子掏出手榴弹的拉火绳，手指拎着拉环上他的门”。父亲所说的这招绝活，也正是特务大队的拿手好戏，据此推断，特务大队应是由地方抗日政府和地下党掌握的一支抗日队伍，由此一来，胡老前辈作为父亲参加革命的证明人，便显得顺理成章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心中仍不免埋怨过父亲，当年我下放在荆州某县农村度过了那漫长五年，而胡老前辈彼时任荆州地委副书记，有着如此深厚的关系，父亲却从未向我提及半句。
1943年，父亲在新四军五师序列中，先后于15旅43团、13旅特务团担任战士、班长、排长等职，转战在京山、大悟山这片充满烽火硝烟的土地上。
父亲生前对酒情有独钟，然而，每当他端起酒杯，那微微颤抖的手，仿佛在诉说往昔的沧桑。我曾带着几分调侃的意味问他：爸爸，您看您这手抖个不停，当年在战场上打鬼子能打得准吗？″父亲不高兴地放下酒杯正色道：老子当年在大悟山，可是出了名的机枪手，端起机枪一梭子扫出去，怎么着也得撂倒几个鬼子”。对于父亲这番话，我自是深信不疑，因为1944年他被评为新四军五师13旅的模范战士与模范支部委员，并且，当年鄂豫边党委和中央中原局创办的《七七报》，以及新四军五师的机关报《挺进报》，均对他英勇作战的事迹进行过报道。
1945年9月，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发展，新四军五师果断组建了野战军，恢复了1942年被撤销番号的14旅。父亲所在的13旅特务团编为14旅40团，他任连队党支部书记。
1989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对40团有了特殊的情感。那是父亲去世后的第3个年头，一对从北京远道而来的老夫妇敲响了我家的门。一位与父亲年龄相仿的胡老伯，根据1986年庆祝中原突围胜利40周年时部队编印的通讯地址寻来。当我带着胡老伯走进家门，他的目光被墙上悬挂的父亲遗像所吸引。那一刻，他的神情从期待转为震惊，继而被深深的悲痛所笼罩。他凝视着父亲的遗像，过了许久，才对身边的夫人说：这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老战友，几十年没见，他还是和当年一样英气逼人。没想到……真没想到……
临走前，胡老伯让我找出部队寄来的通讯录，指着其中一栏对我说：这就是我的名字，我和你爸爸都是四零团的。他口中的四零团，就是1945年重组的14旅40团。
胡老伯不远千里，满怀重逢的喜悦前来寻找老战友，却只能对着遗像寄托哀思，这份遗憾与深情，会让所有人无不为之动容。四零团，这个在历史长河中短暂存在的番号，却承载着无数像父亲与胡老伯这样的革命者，用青春与热血铸就的战友情谊。
为了应对军队随时向中原进攻的图谋，根据中央指令，1945年10月24日，新四军五师与八路军南下支队、河南军区部队在桐柏境内会师。将鄂豫皖中央局改为中央中原局，成立了中原中区。父亲所在的14旅40团，被编入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1旅，便是后来在中原突围战役中一战成名的“皮旅”。父亲在1旅3团1连继续担任党支部书记，而证明这段经历的，是时任团政委的黎光老前辈（原军委基建工程兵副政委、铁道部副部长）。
1946年6月，蒋介石背信弃义，公然撕毁了国共双方于1月签订的停战协定以及5月签订的《汉口协议》，悍然调集30万大军，将中原军区5万余名将士重重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罗山、光山、商城、经扶、礼山一带，妄图一举消灭我中原军区部队，从而打通向华东、华北、东北的进军之路。
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遵照中央立即突围，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即刻展开突围行动。并以第1纵1旅佯装成军区主力，向津浦铁路以东转移，以此迷惑牵制敌人，而主力部队则兵分左右两路（具体细分为五路），向西突围。
1946年6月26日，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内战终于爆发，全国解放战争就此正式打响。但凡有过战场经历的人都深知，在数十万敌军的铁桶般包围之中，留下来承担引诱与掩护重任的部队，无疑如同壮士断腕般悲壮，是绝境中艰难求生的抉择。然而，这支由太行山走来的英勇无畏的老八路部队和大别山坚毅顽强的新四军五师战士共同组成的英雄部队，在英勇善战、智谋超群的旅长皮定均的卓越指挥下，早在6月24日于宣化店以东，毅然向敌军展开牵制作战，成功吸引了敌军火力。随后凭借灵活多变的战术与敌军巧妙周旋，在出色完成阻击敌军三天的艰巨任务后，他们借助复杂地形巧妙迂回，成功跳出了敌军精心布置的包围圈。历时24天，经历了23次大小战斗，行程一千多公里，整建制五千余人胜利抵达苏皖解放区，创造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父亲在这场生死攸关的突围过程中，尽管只是部队里一名基层干部，然而，当他们领受这仿若置身于生死边缘、九死一生的艰巨任务之时，便已将生死荣辱彻底置之度外。他们孤军杀出重围，穿越大别山，二十多个昼夜的漫长时光，两千多里的迢迢行程，二十多场枪林弹雨的残酷战斗，一次次地与死神的亲密接触，在如此绝境之下，能够活着浴血突出重围，无疑便是胜利，便是当之无愧、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数十年来，我一直以父亲曾身为“皮旅”的一名战士而倍感骄傲与自豪。
父亲随“皮旅”突出重围，于7月20日抵达江苏盱眙。彼时，华中战场战事正酣，急需能打硬仗的部队。经华中军区向中央申请并获得同意，“皮旅”被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13旅。自此，这支从绝境中浴血奋战突围而出的英雄之师，开启了转战全国大部疆域的征程。在近4年的时光里，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
1946年8月中旬，稍作休整的“皮旅”，以华中野战军第13旅的崭新姿态，出现在苏中战役的后期战场。在高邮守备战、邵伯保卫战中，父亲和战友们与敌军展开了长达四个昼夜的激烈鏖战，最终，他们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战斗素养，赢得了突围后的首场胜利，也为苏中战场七战七捷的辉煌战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946年9月，悍然集结整编74师、整编28师及第7军，气势汹汹地向苏皖边区首府——淮阴（淮安）发起疯狂进攻。13旅接到紧急命令，昼夜兼程北上，会同第9纵队全力阻击敌军。由于华中我军主力北上增援不及，经过5天的艰苦激战，尽管重创了来犯之敌，但阻击部队和守军仍未能遏制住敌人的凶猛进攻，最后导致两淮失守。
对于两淮保卫战的失利，父亲对74师似乎很不服气，多年后他说:“有什么了不起的，这老虎的老子不光摸了，还在它嘴上拔过几次毛，最后还不是被我们一锅给烩了”。尽管父亲话语间满是不屑，同时以一个军人的眼光，也流露出对这支凶悍对手实力的认可。
原本两淮战役结束后，蒋介石打算调74师回南京休整，可张灵甫被老蒋的嘉奖冲昏了头脑，竟拍着胸膛夸下海口：拿下涟水再说！1946年10月19日，张灵甫志在必得地指挥74师如群狼般向涟水猛扑而来。至此，第一次涟水保卫战正式拉开帷幕。它是华中和山东野战军在解放战争初期的首次协同作战，也是华中野战军在战争初期投入兵力最多、战斗时间最长、战役顶级规模、敌我双方拼杀最为惨烈的一场大战、恶战。此战，在党史、军史、战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一页。此战也是父亲所在的13旅与蒋军王牌74师的第二次正面较量。我军由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担任前线旅如猛虎下山般强攻敌军占据的徐家荡阵地，致使敌军伤亡惨重。11月1日，敌残部溃败逃窜，第一次涟水保卫战胜利结束。历时14天的激战，共毙伤俘敌9千余人，其中74师6千余人。此役打得骄横跋扈的74师不得不惊叹皮旅太过强悍。
1947年1月，山东与华中野战军合并，正式组建为华东野战军。父亲所在的13旅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独立师，归第一纵队叶飞司令员指挥。此时，皮定均旅长升任第6纵副司令员，独立师由原副旅长方升普(55年少将)担任师长，原政委徐子荣（原公安部副部长）担任师政委。随后，部队即刻北上，踏入山东战场，先后参加了鲁南、鲁中和莱芜战役。并于5月发起的孟良崮战役中，华野独立师受命担任前卫，第三次与老对手74师狭路相逢。经过4天的惨烈战斗，独立师与友邻部队紧密配合，干净、彻底地歼灭了全美械装备、被誉为蒋介石御林军的整编74师。
孟良崮战役胜利后，独立师配合兄弟部队转战鲁西南，攻克费县，进攻滕县，继而挥戈北上，参加了胶河战役，粉碎了对山东的重点进攻。
1947年8月，父亲调到随军学校特务连任指导员，至48年1月回到老部队。彼时，独立师从华东战场转往华北战场，番号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3纵队第37旅（归指挥）。
山西临汾，素有“卧牛城”之称，它不仅是阎锡山苦心经营多年的巢穴，更是晋中太原的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非常重要，其构建的内、中、外三道防线异常坚固，历来那些攻打临汾的军队，没有一个能成功。
1948年3月经毛主席亲自点将，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挂帅担任解放临汾战役的总指挥。尽管我军在兵力数量上占据优势，但部队构成中，大部分是由地方武装升级整编成的野战部队，实战经验不足，仅有23旅及父亲所在部队37旅，具有大型战役攻坚及城市作战的经验。但在司令员的卓越指挥下，采取围困消耗之策，逐步扫清外围据点，继而逼近城垣。面对固若金汤的城池，创造性地运用“土行孙”战术，挖掘坑道实施爆破。历经72个日夜的鏖战，全歼守敌2万5千人。
临汾战役结束后，晋冀鲁豫军区与晋察冀军区完成战略整合，组建为华北军区（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彼时，父亲所在的13纵37旅，正式编入华北军区第1兵团序列，继续在司令员的带领下征战沙场。
1948年6月，挥师山西中部，指挥第1兵团对军发起一场经典的运动歼敌战——晋中战役。作为参战主力，13纵打满全场，与敌军展开长达40天的连续交锋。作战过程中，13纵与8纵密切配合，不断压缩对敌形成的包围圈，成功生擒阎锡山的“十三太保”之一，太原晋绥公署副主任兼野战军中将总司令赵承绶，并击毙被阎锡山收留的原侵华日军少将元泉馨。此役，我军以6万兵力大破阎锡山13万之众，歼敌10万余人，创造了以少胜多、运动歼敌的光辉战例。
晋中战役结束后，率华北第1兵团数万将士，如利剑般直指阎锡山盘踞多年的老巢太原，于1948年10月初发起太原战役前期作战。然而，为全力配合平津战役的战略布局，适时下达指令，暂停1兵团对太原的进攻。我1兵团随即调整战术，采取围困、瓦解与局部攻击相结合的策略，逐步消弱敌军实力，这场特殊的对峙持续数月之久。
在此期间，人民迎来重要历史时刻——全国各大战略区部队统一整编。华北第1兵团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第18兵团，直属指挥。原第1兵团13纵改编为中国人民第61军，由开国中将韦杰任军长，徐子荣任政委；原13纵37旅改编为第61军181师，师长王诚汉(55年少将、88年上将)、政委张春森（55年少将），父亲所在团改为181师543团。在战事稍缓时，父亲被调往61军教导团二队任指导员。父亲的履历表中，此段经历证明人，竟是时任军政委徐子荣。
一名军级主官为何会为一名连级干部的证明人？细细思量，只有一种可能。自中原突围起，这支英雄部队三年来南征北战，未曾停歇，残酷的战斗致使部队减员严重，基层骨干与指挥员极度匮乏。而教导团肩负着为部队培养优秀指战员的重任，徐子荣政委深入教导团视察工作、指导建设本就是职责所在。加之父亲作为“皮旅”老兵，多年追随部队征战，与老首长相识和来往不是不可能，因此得到徐子荣政委的了解与认可也在情理之中。
1949年4月20日，我军分10路向太原发起总攻，在1300余门火炮的支援下，我军突破太原城垣，与城内负隅顽抗的敌军展开激烈巷战。战至24日凌晨，太原绥靖公署与省党部被我军占领；上午10时，残余守军被全部歼灭。此役大获全胜，共歼敌13万余人，军第15兵团司令孙楚，第10兵团司令王靖国等一众高级将领被俘。至此，阎锡山在山西长达38年的统治彻底终结，华北全境宣告解放。
父亲所在的“皮旅”自中原突围后，历经三载烽火淬炼，刀锋染血，一路杀来，兵不解甲、马不卸鞍。刚刚端掉山西阎锡山的老巢，便随18兵团调归第一野战军彭德怀麾下，带着满身硝烟，挥师西北战场。彼时，西北战场在彭老总和贺老总的指挥下，连战告捷，西安的天下已落入我军手中。然而，盘据西北角的胡宗南、马步芳贼心不死，趁我华北兵团和西北兵团尚未会师，西北军伐马步芳之子马继援率82军及骑兵旅，如豺狼般朝着咸阳扑来，妄图夺取咸阳，重占西安。
181师作为华北兵团的先遣梯队，于1949年5月26日从山西榆次踏上征程。战士们凭借钢铁般的意志，每日徒步行军百余里，历经15天日夜兼程，于6月10日晚赶到西安郊区。为了壮我军威，安定民心，声援西北战场的兄弟部队，181师于6月11日在西安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入城式。同时接到命令，师长王诚汉与副政委黎光火速赶往咸阳第一野战军前线指挥所彭老总的指挥帐中领受任务。彼时，61军一个师需担任西安防守任务，另一个师尚未抵达，181成了保卫咸阳的唯一屏障，独自面对马继援的82军及一个骑兵旅。由于军情火急，181师战士们每人带了一碗饭，边走边吃，于天黑之前赶到咸阳，进入阵地。
6月12日，咸阳阻击战轰然打响，敌马家军骑兵狂言”咸阳不下马，西安吃午饭”，一群光着膀子，高呼“天门开天门开，多杀汉人，南天门开了好上天”的暴徒，如疯魔般冲向我军阵地。面对这群穷凶极恶、1937年残忍屠戮我西路军将士的恶徒，181师将士心中的怒火和解放太原时缴获的自动火器倾泻而出。一时间，咸阳城内外硝烟弥漫，直杀得马家军鬼哭狼嚎、人仰马翻。战至13日深夜，我军后续部队从西安赶来，配合181师向马家军发起全线日凌晨，咸阳阻击战以全面胜利告终，为华北兵团集结歼敌赢得了时间。
咸阳战役消烟未散，181师又马不停蹄地投身新的战斗。1949年7月，在扶郿战役中，配合一野战军兄弟部队一举歼敌4万余人；8月，为保障第一野战军主力攻取兰州的左则安全，由61军担任主攻任务的秦岭战役打响，经过七昼夜的激战，一举摧毁了胡宗南企图阻止南下入川的秦岭防线，为解放西南创造了条件。
1949年11月，父亲所在部队划归第二野战军指挥，奉命挥师入川参加解放大西南战役，在，、贺龙的指挥下，冒着风雨严寒，横跨秦岭天险，翻越大巴山脉，奔袭南江，飞占仪陇。一路长驱直入、势如破竹，猛追逃敌25个昼夜，行程2千余里，与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将妄图逃窜的敌军尽数歼灭。
在三年半的解放战争历程中，父亲所在部队纵横驰骋于中原、华东、华北、西北、西南五大战场，征程长达1万多公里。他们以辉煌战绩，铸就赫赫威名，彰显出能攻善守、英勇无畏的战斗本色，更印证了他们是一支历经战火淬炼、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钢铁劲旅。
1950年1月，第61军奉命兼任川北军区，由韦杰任司令员，任政委。所属181师兼任遂宁军分区，承担该地区的剿匪肃特重任。彼时父亲任职181师543团组织股长。这段经历，得到了时任543团政委向明阳(原省军区后勤部政委)、吕子波（原外交部外交官）等老前辈的证实。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随即命令181师解除兼遂宁军分区的任务，部队番号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0军181师，下辖541、542、543团，隶属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陈赓，代司令员王近山），父亲任543团三营教导员。12月17日，部队到达国防机动位置河北清县，更换装备、进行训练，于1951年3月8日由天津出发到达安东（丹东），17日傍晚，跨过鸭绿江大桥，进入朝鲜。
作为兵团和军的第一梯队师，181师首先接替26军，承担铁原西南一带的防御任务，4月15日夜晚进驻夜月山一线阵地。次日上午，部队便与英国皇家旅和美军3师交上火。在连续4昼夜的激战中，官兵们浴血奋战，击退敌人多次进攻。4月19日，181师奉命将阵地移交友军，随即转至高台山执行阻击任务。
高台山阵地是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60军的进攻出发地，其战略意义举足轻重。师部经过审慎布局，决定将高台山的防御重任交给541团。同时，抽调父亲所在的543团3营，接受541团的指挥，驻守在541.9高地的山腰与前沿，以此加强541团的防御力量。夜幕降临后，部队悄然进入阵地。
20日拂晓，敌人的F86战斗机便飞临我军阵地上空，每批4架，轮番俯冲而下，展开疯狂的扫射和轰炸，紧接着，远程火炮也发出猛烈轰击。9时许，美军第3师以及土尔其旅所属部队，气势汹汹地向父亲所在营阵地发起地面进攻。此刻，那可恨的敌军侦察机好似幽灵一般，在云烟间来回穿梭，不断为敌军炮火传递目标信息。就在这时，一枚罪恶的炮弹，疾速坠落在距离父亲不远处，瞬间轰然炸开……
1951年8月，武汉中山公园(因是我小时候听父亲提及这段往事，具体是中山公园还是汉口循礼门火车站，可能会出现出入。)广场彩旗猎猎，人声鼎沸。金光闪闪的龙身在人群中穿梭，数个方阵的腰鼓队鼓手们身姿矫健，跳跃起伏间，激昂的鼓点如奔涌的浪潮，迸发出炽热的情感与磅礴的力量。翘首以盼的群众们，正满心期待着迎接他们心中“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湖北首批归国战士（伤员）。作为队伍领队，父亲代表全体战士登台发言。
而此时，远在天门县农村老家的母亲，才得到离家近10年杳无音讯、不知生死的父亲还活在世上的消息，随即启程前往武汉与父亲团聚。
父亲归国后转业地方工作，任职于湖北省革命残废军人学校（湖北荣军学校）担任第一大队教导员。时任校长的是老红军谢江庭老前辈，政委则是老红军王光美老前辈。学校的学员皆是从朝鲜战场负伤归国的战士，除警卫班配枪外，其他职员与学员均已脱下军装，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模式。
1953年3月，父亲担任湖北省革命残疾军人补习学校校长兼政委。1956年，又调任湖北省荣军疗养院，出任院长兼党委书记。在这段岁月里，身为残废军人的父亲，始终身心投入到荣誉军人事业当中。
1958年下半年，在全国大办钢铁的热潮，和“”运动的冲击下，父亲的工作随之出现变动。虽然此时他调到省民政厅工作，但在其履历表中清晰记载，1958年9月至11月期间，他曾被派往湖北大冶办钢厂，担任临时厂长。然而若干年后，我在家中发现一张1959年父亲与众人的合影，而这个时段，父亲已经回到民政厅，但具体工作，履历表中未注明。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曾简略提过这张照片的由来。合影中的人物，皆是当时湖北省聋哑人教育工作的骨干与先驱，其中不乏留学归来的专业人才。经查阅资料发现，曾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的余益庵老前辈，1958年担任中国盲聋哑人协会主任；而湖北荣校校长谢江庭老前辈则担任湖北省盲聋哑协会副主席。由此能够推断，盲聋哑人的教育工作属于民政工作范畴，父亲当年很可能在该协会任过职。如今，照片中的许多人或许已离世，如果有健在者或其家人看到这张照片，或能让我分享当年的故事与细节。
文革初期，父亲被借调到省委接待站，负责接待全国各地来汉或途径武汉串联的小将。看似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实则让父亲吃了不少苦头。那些小将若是看他顺眼，会赠送一枚纪念章；一旦看不顺眼，便会勒命他停职，另行找份苦差。我当时还小，但听母亲说过，有一回小将强令父亲去扫厕所，结果父亲体力不支，晕倒在厕所里。
1969年1月，父亲跟随民政厅机关几乎全体工作人员踏上“五七道路”，来到省五七干校，在那里他谋得了一个副指导员的职位（指导员由军代表担任）。说是干校，实则每日从事的是繁重农活。父亲说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挑牛粪。虽说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住牛棚，但几个人挤在大通铺的生活，也让这些机关干部极不适应。好不容易熬到1970年7月从“五七干校”“毕业”，父亲被分往随县（现随州）的省油泵油咀厂，支援三线建设。在当时，油泵油咀可是极为紧俏、稀缺的物资。记得1972年我还下放在农村时，所在小队柴油机的油咀损坏，全队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奔波寻找购买的门路。为了能与父亲见上一面，我主动请缨，接下了为生产队解决燃眉之急的任务。抵达油泵油咀厂后，见到一桩十分新奇的事，在随父亲到食堂用餐的路上，遇到一些与父亲热情打招呼的工人，他们一声声亲切的“师博”，让我感到惊讶。我忍不住问父亲:您会什么手艺，大家都称您师傅？”父亲只是温和地笑了笑，解释道：跟我住楼上的几个老家伙，都是从五七干校分来的，没明确的职务，都被称为师傅。
直到1974年3月，父亲有幸调回武汉。可还没等一家人好好团聚，又被派往山西执行运煤任务。短短两个月，恶劣的环境与疾病便将他击垮。待他逐渐恢复后，同年11月，父亲又调至武汉军用供应战（黄埔路兵站）。那时，尽管兵站已移交地方，但仍然肩负着接兵、送兵、运兵的重要使命。这份工作让父亲再度与军旅事业紧密相联，只是兵站距家足有十多公里，每周只能回家一次，1979年自卫反击战打响后，更是一个月才能回趟家。不过，国家也授予了他极高的荣誉—— 一枚自卫反击战纪念章，见证着那段特殊时间的坚守与奉献。
1980年，湖北省荣军疗养院恢复重建（曾于1971年撤销）。阔别22年后，父亲重返这个承载着往昔岁月的老单位，担任筹建办公室主任，直到1985年光荣退休。
父亲已离开我们整整38载春秋，然而儿时备受宠溺的温暖，每每忆起，仍涌上心头。回望他镌刻于岁月深处的足迹，我切身体会到跋涉的艰辛曲折，更深深懂得了流血牺牲所昭示的坚毅决绝，从中领悟到无私奉献与高尚品格的深刻内涵。
历经数十年改革发展，我们得以享有今日的安定祥和。这安宁，仰赖无数先烈以血肉之躯铸就的钢铁长城，仰赖一支忠诚守卫祖国的强大军队。我们多么渴望父亲在天堂能看见这繁荣景象，多么渴望他可以感觉到我们绵延不绝的思念。愿刘家后世子孙的这份怀念跨越时空，直抵他老人家身旁。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